1942年10月10日，河北涉县的莲花山下。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对着成千上万的军民，喊出了三个词：报仇，报仇，还是报仇。

人群里哭声、喊声响成一片，大地同悲。

这个让几万军民铭记的烈士，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终年37岁。

他倒下的那一刻，一个隐藏了十年的委屈，才刚刚浮出水面。

01

这事儿吧，得从1905年3月15号说起。左权生在湖南醴陵一个叫黄茅岭的地方，他家是佃农，说白了就是给地主打长工的，穷得叮当响。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不假，但左权这家，是雪上加霜。

他一岁半的时候，爹没了。这下家里顶梁柱塌了，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好在啊，族里的叔伯们还算仗义，看这孤儿寡母实在可怜，就东家凑点西家帮点。

到了7岁，族里出钱，把他送进了私塾。

可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读着读着就断顿了，反反复复辍学了好几次。

直到17岁那年，也就是1922年，族里几个叔叔又凑了笔钱，左权这才考进了县立中学。

这一步，算是迈出去了。在县城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新青年》、《向导》这些个玩意儿。

这一下可不得了，脑子“嗡”一下就开了。那个年代，国家啥样大伙都知道，军阀混战，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左权跟几个同学，热血上头，也学着搞了个“社会问题研究社”，天天凑一块儿，琢磨着怎么改造社会，还跑去搞反帝反军阀的游行。

喊口号终归是喊口号，没法真刀真枪地干。1924年，左权拿定了主意，不念书了，要去当兵。

他跟几个同学，背上包袱就背井离乡，一路跑到了广州。

那会儿广州是革命的中心，孙中山刚搞了个“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堂”，名字长得吓人，但里子是硬的。左权一伙人，就这么考进去了。

同年7月，左权还跟朋友搞了个小团体，叫“莲社”。

这名字可不是白叫的，“莲”嘛，就是出淤泥而不染。这意思就很明白了，他们这帮小年轻，绝不跟那个腐败的旧社会同流合污。

02

没过几个月，黄埔军校成立，他们这个讲武堂直接并了进去，左权成了正儿八经的黄埔一期。

在学校里，他认识了俩人。第一个是陈赓，第二个是通过陈赓认识的，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周恩来一看这小伙子，根正苗红，思想进步，就鼓励他。左权本来就读过马列的书，这么一点拨，立马就通了。

1925年，他正式入党，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仪式。

这履历，搁谁看都是“天之骄子”，标准的新星。

黄埔毕业后，左权先是留在军校当教导员，后来又参加了北伐，打起仗来很英勇。

组织上看这小子是个人才，同年10月，挑最优秀的党员去莫斯科深造，左权名列其中。

他先是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跟邓小平一个班。

这还不算完，两年后，他因为成绩太牛，又转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这地方，那可是当时全世界最顶级的军事学府，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官的。

左权是真下功夫学，教员指定的参考书，他一本不落，全用铅笔标出要点。

考试的时候，他能旁征博引，把理论和战术讲得头头是道。这几年的“洋面包”，把他彻底打造成了一个顶尖的军事理论家。

1930年9月，左权回国了。

一回来就接到了硬任务，去闽西革命根据地，改编部队。

红12军、21军，合编成新12军，左权被任命为军长。

这一年，他才24岁，已经是军长了。

他这个“洋面包”吃得太好了，理论扎实，又善于在实战里总结。

毛主席当时就夸他，说左权是“两个杆子都行的将才”，意思就是理论和实战都顶呱呱。

03

眼看一颗将星就要升起，结果，出事了。

1932年，因为王明那套“左”的东西，他这种喝过洋墨水、有自己见解的人，就成了靶子。

一顶大帽子扣下来，说他是“参加托派组织的嫌疑者”。

这在当时，是要命的指控。

结果就是，军长职务当场被撤，还给了个“留党察看”的处分。

从云端跌到谷底，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这是左权人生最灰暗的时期之一。但他没趴下，也没撂挑子。

不让带兵，他就搞翻译。

那段时间，他硬是把在苏联学的东西，玩命地往国内搬。《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数则》、《苏联国内战争教训》，这些都是他那段时间搞出来的。

他等于是靠一己之力，给当时的红军提供了大批急需的高级军事教材。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因为瞎指挥，红军节节败退，根据地眼看要保不住。

危难关头，毛泽东亲自提名，要求重新启用左权。

但当时的领导不同意他掌握兵权。毛泽东几个人再三争取，最后总算给左权安排了个职务——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作战参谋。

官不大，但总算回到了前线。左权一回来就露了一手。

他分析敌军骄横轻敌，利用地形打伏击。

他亲自跑到前线勘察地形，最后定下个“口袋”。

敌军52师、59师，果然一头钻了进来，被红军一口气吃掉两个师，还活捉了师长李明和陈时骥。

这一仗，打得所有人没话说了。

1934年，长征开始。左权担任红一军团的参谋长，负责给全军当“开路先锋”。

这个活儿，压力山大。

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到了广东乐昌，有军阀想拦路。

左权立马派一个侦察连，控制了九峰山的几个要紧关隘，硬是让敌军不敢动，主力部队才顺利通过。

后来到了贵州，左权带着部队日夜兼程，赶到剑河。

侦察科科长刘忠，看部队累得不行，天也晚了，就下令宿营休息。

刚躺下，左权就找来了，神情特严肃。

左权指示刘忠，施秉城的敌情没弄清楚，必须连夜出发，天亮前占领施秉东城。

刘忠有点犹豫，说部队太疲乏，能不能歇两小时。

左权直接给顶了回去，态度很坚决，这是有关全军行动的问题，不容更改。

事实证明，左权是对的。

侦察连趁着夜色，顺利拿下了施秉城，给大部队打开了通道。

这种严谨和判断力，在那种朝不保夕的环境下，就是救命的。

04

长征到了陕北，紧接着就是抗日战争爆发。

“九一八”之后，中央一直提倡一致抗日。左权根据这个精神，在战斗里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每次抓了对方的人、缴了枪，几乎都原封不动地还给他们。

他还不断地向对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当时许多东北官兵心里也憋屈，一枪没放退出东北，被戳脊梁骨。红军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也被红军的行为感动。

在他的努力下，红一军团和东北骑兵师签了停战协议。从那以后，张学良就开始跟红军秘密交往，还送了一批军用物资。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长驱直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事变第二天，左权就和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人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杀敌。

1937年8月25号，洛川会议一结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

问题来了，八路军的总指挥部，副参谋长这个位置，谁来坐？

这可是最高军事指挥部门的核心职位。

有人又提起了左权那个“托派嫌疑”的老黄历，犹豫不决。

这个“帽子”像个幽灵，跟了他快五年了。

关键时刻，毛主席一锤定音，力排众议，任命左权为八路军指挥部副参谋长。

毛主席信他。

从此，左权正式进入了我军的最高指挥员行列。

事业上是定了，生活上，左权还是光棍一条。到1939年，他都34岁了。

同事领导都替他急。

这一年，北平一个叫刘志兰的20岁姑娘，满腔热血跑到延安，后来跟着巡视团到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这姑娘长得漂亮，工作又出色，不怕苦不怕累。

朱德的夫人康克青女士，一眼就相中了，觉得这姑娘跟左权配。

康克青一问左权，嘿，左权自个儿也早就注意到刘志兰了，印象好得很。

康克青就拉上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她跟刘志兰是同学）一起去做媒。

朱德总司令也亲自出马，给刘志兰介绍左权的优点。

几个月后，俩人就在八路军总部结了婚。

可这新婚燕尔，没过几天安生日子。

左权是指挥官，天天都在前线，考虑到妻子的安全，俩人只能常年两地分居。

从结婚到牺牲，刘志兰一共就收到了丈夫的12封书信。

他们大概都想着，等胜利了，就能团聚了。

1940年7月22号，一份由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共同署名的《战役预备命令》上报中央军委。

8月20号晚上，八路军全线出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百团大战”。

在百团大战的最高指挥所里，左权的住所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

他作为副参谋长，不光要把整个战役部署得井井有条，还要亲自到前线指挥。

在反击敌人报复性“扫荡”的时候，他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把日军的36师冈崎大队500多人给团团包围了。

他的指挥所，离前沿阵地非常近。

有一次，他正看作战参谋送来的情报，敌人的飞机就从头顶上呼啸而过。

炸弹爆炸的气浪，把指挥所那个破庙的房顶都掀掉了一角。

形势非常危急，警卫员建议指挥所后撤。

左权不顾安危，大声命令，全部向前推进，犹豫就等于死亡。

这种不要命的硬气，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最后全歼了冈崎大队。

05

百团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也彻底打疼了日本人。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因此被解职滚回了日本。

为了挽回局势，日本派来了一个号称“中国通”的狠角色——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很清楚，八路军在华北这么厉害，就是因为有个坚强的指挥机构——八路军总部。

擒贼先擒王。

于是，日军开始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并且制定了一个以摧毁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为目标的“C号作战计划”。

这说白了，就是个“斩首行动”。

1942年5月，在一次“扫荡”被粉碎后，日军倾巢出动，调集了8万多兵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铁壁合围”。

更阴险的是，冈村宁次还派了两支特工队，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根据地搜集情报。

日军的大规模调动，引起了八路军总部的警惕。

彭德怀和左权分析情报后，一致认为这次日军来者不善，很可能是冲着总部来的。

两人果断决定，主力部队转入外线反“扫荡”，总部立即准备转移。

这次转移，极其困难。

八路军总部机构非常庞大，光是非战斗人员，比如机关、报社、学校、后勤，就有好几千人。

而随总部行动的战斗部队，只有总司令部的警卫连、野战政治部的政卫连和后勤的保卫连。

三个连，要掩护几千人马突围。

左权立刻召开了作战会议，详细下达了作战任务。

5月23日凌晨，总部和各部门从驻地出发，汇成一股几千人的大军，在深山河谷里缓慢行动。

到天亮，才走了20多里地。

这个速度，让左权非常担忧。

前方的情报不断送来，日军在继续增兵，辽县的日军已经出动。

而总部派出去的特务团，电台暂时又联络不上。

左权未雨绸缪，命令作战参谋带一个战士，去给特务团送信。

24号晚上，部队继续向东转移，摸黑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山西省的辽县。

没找到特务团的参谋回来了，他报告了一个要命的情况：在归队的路上，发现了日军的马蹄印。

彭德怀和左权心里一沉：日军已经围上来了。

从23号到25号，左权几乎没有合过眼，两个眼睛里全是血丝。

还没等他打个盹，敌机发现了总部的行踪，开始在部队上空盘旋。

情况万分火急。

彭德怀和左权紧急商议，决定分路突围。

总部和北方局由左权率领，其他单位由罗瑞卿带领突围。

四五架敌机轮番地进行轰炸和扫射，队伍不免有些惊慌。

左权沉着冷静，指挥部队向十字岭攀登。

敌人也发现了，十字岭是总部突围的必经之路。

于是，日军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火力，飞机、大炮，对准十字岭猛攻。

一时间，十字岭上硝烟弥漫，人声、马声、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局面非常险恶。

马匹因为惊慌四处乱跑，被射杀了不少，许多物资也散落在山坡上，整个组织都被打乱了。

在这种要命的混乱中，左权依然挺立在高地上，大声喊着，让同志们快冲，冲出去就是胜利。

在慌乱中，他的指挥，就是所有人的方向。

许多人顺着他的指挥，冲了过去，突出了重围。

眼看太阳已经快落山了，还有一些同志被困在山坳里，左权非常着急。

警卫连连长多次催促他赶紧撤离。

他都拒绝了。

他告诉警卫连长，只有所有同志都突出去了，警卫连才能后撤，有一个同志没有出去，就不能撤。

战士们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左权将军留下的最后几句话。

敌军也许不知道左权具体是谁，但他们能判断出，这个人一定是个指挥官。

一发炮弹打了过来。

左权大喊让大家扑倒！

他自己，却再也没有起来。

党校的几名学生发现左权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们冲上去一看，左权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无论怎么呼喊，都无法再回应了。

最后，他们只能把左参谋长的遗体，暂时放置在灌木丛中，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中，含泪撤退了。

彭德怀突出重围后，来到了距离十字岭10多里的一个村庄。

按照之前的约定，他在这里等左权。

他没有想到，等来的是左权牺牲的消息。

当警卫员把那支左权用了多年的左轮手枪交到他手上时，彭德怀再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从脸上滚落下来。他只能仰天长啸，感叹自己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国家失去了一名良将。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独坐在院子里，眼含泪水，表情凝重。

他告诉身边的人，前不久还接到了左权的申诉信，他那个“托派”的问题，中央正要准备给他解决，可是他却…

这顶“帽子”，左权背了十年。

十年来，他一直是“戴罪”作战，他心中的委屈，难以言说。

他忍受着这种痛苦，建功立业，这让每一个知道内情的人，都心疼不已。

更让生者痛心的是，左权牺牲后，因为日军的封锁，他的遗体几天后才得以掩埋。

谁都没有料到，日军竟然杀了个回马枪。

他们挖开了左权的坟墓，拍下了照片，还在日军的报纸上大肆炫耀，以此来打击八路军的士气。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他的殉国，震惊一时。

毛主席和中央作出了决定，除了要好好安葬左权之外，党内的所有宣传工具，都要大力宣传左权将军的英雄精神。

1942年，八路军总部在河北涉县的莲花山下，选择了一块风景秀丽的地方，重新安葬了左权。

彭德怀司令亲自撰写了墓志。

不久后，边区政府决定，将左权牺牲的那个地方——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以此来永远纪念这位英年牺牲的将军。

当地的百姓，心中十分敬仰这位首长，在当地还流传着《左权将军之歌》，被代代传唱。

1946年，毛主席亲自批准，要建立以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为中心的烈士陵园。

1949年，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朱德总司令下令，所有入湘部队，都要到左权的家乡，看望他的母亲。

这位坚强的老人，时隔17年，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儿子早已不在人世了。

建国后，因为各地掀起反对个人主义的浪潮，左权县的领导，一度打算撤销“左权县”这个名字，改回“辽县”。

革命老区的群众一听，不干了。

他们四处奔走，向政府建议，不能改。

这事儿最后报到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得知以后，颁下命令，准许左权县保留。

从那以后，“左权”这两个字，就再也没人提过要改。

它不只是个地名了，它是刻在太行山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