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周恩来、叶挺

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新四军军长叶挺与副军长（实则担任政治委员）项英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尽管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多次进行调解，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皖南事变所酿成的悲剧，与当时新四军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不协调紧密相连。

01

项英见叶挺，存有偏见。

新四军的诞生，源于项英与陈毅两位将领的携手领导，他们共同引领着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

作为中共六大选举产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自然而然地肩负起新设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的书记职务，并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

在实行党委领导体制的新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崇高的威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叶挺，作为经国共两党协商确定的军长人选，这位非党派军事干部在部队中的境遇显得尤为微妙。他无法介入党委的决策过程，其提出的各项决策，若未得到项英的认可，便难以生效。由此，叶挺与项英之间的分歧便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

在新四军初创之际，叶挺与项英的携手合作尤为和谐。在部队的改编、组建和集中训练等关键环节，他们共同展现出了默契与协作的典范精神。

当前阶段，职责分配一目了然。叶挺主要承担对外交往的重任，与国民党展开沟通，致力于争取港澳及海外华侨的支持；在军队内部，他则专注于军事训练与作战指挥。相对而言，项英主要负责内部事务，与党中央及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保持密切联络，并在军队内部，他主要承担干部选拔、配备以及党的建设工作。

1937年12月，新四军总部的高级将领在武汉齐聚，留下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合影。照片中，自左至右分别是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以及曾山。

叶挺与项英间的争执，源于对执行党中央关于迅速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展开游击战争的决策存在不同的解读与认识。

叶挺坚信，这一决策蕴含着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其正确性毋庸置疑，迫切需要尽快付诸实践。然而，项英却对此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难以迅速作出决断。

叶挺深感难以忍受的是，在诸多关乎军事作战的关键议题上，项英在与中央进行沟通时，竟然未曾向他这位军事指挥官咨询意见，亦未向他透露中央的方针精神。这一切仿佛都成了神秘的“党内机密”，对他这位“党外人士”及“统战对象”而言，必须严格保密。

叶挺的境遇实属困苦，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精辟地指出，一句锐利而恰到好处的评述言道：

项英对叶挺军长抱持着不恭与怀疑的心态，剥夺了他独立处理军部事务的权限，甚至越过界限，干涉到了战场的指挥层面，将自己的一知半解误以为是至高无上的智慧。

项英不仅对叶挺在军事事务上表现出了不敬，而且在日常的公务与私生活中，对叶挺也屡次提出指责。

在巡检部队的过程中，叶挺将军尤其偏爱骑马出行。他身边簇拥着副官、参谋、卫士等众多随从，前呼后拥，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项英在出行时，习惯于身边随从人数寥寥，因此他将叶挺视为仅具象征意义的官员，以此彰显军威，这种做法带有旧式军人的作风。然而，这种做法与红军所倡导的官兵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

叶挺将军仪态庄重，服饰得体大方，日常多身着黄呢军装或是皮夹克、西装等休闲服饰，而很少穿上新四军的标准深灰色军服。

项英剃光了头发，四季如常，尽管身着新四军的制式服装，却很少披挂在外。即便在严寒的冬日，他也仅以一件略显陈旧的棉衣抵挡寒冷。

叶挺享有专属的私厨料理服务，特聘自广东的一位著名厨师。考虑到他频繁的社交往来，他经常要求厨师精心烹制广东客家佳肴，以此招待军部高层、远道而来的国内外贵宾、国民党三战区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官员，以及与他并肩作战的旧部，共享美食盛宴。

项英受邀出席了几次聚餐，但不久后，他深感此举“并不妥当”，因而选择停止参与。对此，项英颇有微词，他认为这并不符合无产阶级应有的生活态度与作风。

新四军一支队苏南敌后进军

叶挺，一位自尊与性格之刚毅并行的英勇之士。在广州起义遭遇挫败之时，面对来自中央的李立三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王明的压力，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脱离党组织，踏上了孤独的道路，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他刚毅性格的真实写照。

叶挺的这点瑕疵，在他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之时，几乎完全遮蔽了他过往所取得的辉煌与卓越成就。

项英目光落在叶挺身上，带着一丝成见地打量着他：“他是否依然坚守党的忠诚与革命信仰？”“他是否愿意服从党的领导？”

这些见解，起初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亦曾产生，项英亦深知毛泽东及党中央起初对叶挺持有疑虑。然而，经过深入交谈及一段时期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的信任已臻圆满。

项英的思想长期未能转变，始终将叶挺视为统战工作的目标。因此，在新四军内部，出现了军长下达的命令竟需副军长审批的异常情况。

毛泽东屡次向项英发出电报，强调“必须坚持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同时亦应充分尊重叶挺同志的地位与贡献”，“军事指挥事宜应交由叶挺同志负责”，“在部队中加强教育，确保对叶挺同志的正确认识和态度”，“务必维护与叶挺同志之间的和谐关系”。

1938年四月，新四军第二支队在皖南歙县的岩寺地区集结一堂，展开了全面的整编活动。

02

周调解皖南项、叶争端，矛盾缓解。

在遵循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体系内，叶挺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了诸多限制。

作为新四军党内位居最高地位的领导者，项英却未能履行党中央的重托，对叶挺的态度始终保持沉默，这使得双方的交往陷入了僵局。由于叶挺缺席了若干次会议，且未能收到党中央的电报指令，他的工作热情受到了严重影响，甚至产生了脱离项英、离开新四军的想法。

1938年六月的开端，叶挺将军为全力破解新四军面临的财务困境，抵达了武汉。在这里，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同志周恩来、叶剑英等，详尽汇报了当前的工作进展，表达了自己身为军长却权责受限的感慨，进而提议设立一个由各方共同参与决策的新四军委员会，以期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面对叶挺所经历的逆境，周恩来与叶剑英均深表同情，并透彻理解他的内心世界。随即，他们向延安拍发了一封电报，急切地恳请中央批准叶挺所提出的各项建议。

“一致同意成立新四军委员会，并推举项为主任，叶担任副主任一职。”

叶挺

即便项英对此抱持坚决的反对立场，新四军委员会虽已正式成立，但并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叶挺依然未能获得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

叶挺，其自尊心极其强烈，面对当前的困境，他感到难以承受，于是向长江局发出了一封电报，表达了其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意向。

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三位领导人联袂发出复电，坚决表达了对挽留的坚定意愿。

项英同志即将启程赴延安，参加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鉴于此次会议的重要性，特此委托您全权接管新四军的相关事务。会议顺利结束后，我们计划再派遣一位同志前来，旨在协助检查并整理新四军的工作。

九月之际，项英肩负使命，赴武汉进行工作汇报，紧接着又踏上征程，前往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此同时，叶挺将军毅然决然地辞去职务，重返故里，回到了位于广东的家乡。

在粤地逗留之际，叶挺应粤省最高权力执掌者余汉谋的盛邀，着手筹备接任东江游击司令一职。

然而，中央方面对此次任命持不同意见，认为并不适宜。鉴于华中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远胜于华南，中央高层担忧叶挺若不能重返新四军，可能会激怒蒋介石，从而对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产生负面影响。中央通过粤地廖承志的联络渠道，将这一决定传达给了叶挺。

叶挺的退队行为，在国民党内部亦引发了颇大的震动。当月，蒋介石在西安召开会议之际，特地约见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就此议题展开了交流。

“正是你们共产党对叶挺进行排挤与打压，迫使他不舍离去，最终选择辞职。如此杰出的人才都无法与你们携手共进，试问还有谁能与你们并肩？”

国民党当局明确表示，将针对新四军采取两项战略举措：

一则另行指派一位更加难以协作的军方首脑；二则将新四军易名为游击队，借此削减军费开支至两万元之数。

随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圆满结束，新任命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原长江局已予以撤销）一抵重庆，便迅速发出电报，催促叶挺火速返回重庆。

叶挺无奈回渝。

周叶乘竹筏于青弋江。

周恩来再次将党中央期望叶挺在华中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指示，亲自传达给了叶挺。

叶挺坦陈，尽管他愿意将国家大局放在首位，但对于与项英的共事却心存不少疑虑，因而对于返回皖南之事持谨慎态度。他向周恩来寻求意见，探询是否能够加入八路军，并亲自领军奋战。他郑重承诺，无论被分配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将毫无怨言，全力以赴。

周总理握住叶挺手，愧疚地说：

“我谨代表毛泽东同志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项英同志在您的工作中造成了诸多不便，对此我们深感歉意。”

周恩来对叶挺迫切希望加入八路军的意向给予了答复，他着重指出，华中地区在战略布局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他明确表示，依据两党协商达成的协议，新四军军长的职务不宜随意变动。

叶挺同志欣闻，其提议得到党中央的认可，已批准对新四军委员会的人事进行重新配置。据此，叶挺同志被任命为正职，项英同志则出任副职。在此新的安排中，叶挺同志将主管军事事务，而项英同志则肩负起政治委员的重任。全军将士亦将启动新一轮的教育活动，旨在明确叶挺同志作为军长的职权所在。对于项英同志在推动新四军发展战略及维护内部团结方面所犯的错误，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正积极探讨有效的纠正措施。

鉴于项英在六中全会上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态度显得含糊其辞，中央对于他在会议闭幕后能否在新四军中切实贯彻会议精神，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为此，中央特命周恩来在适当的时机前往皖南，就新四军如何落实六中全会决议以及如何解决叶、项之间的分歧等问题，给予指导和推动。

1939年二月，周恩来同志抵达皖南云岭，这是新四军军部的驻扎地。为了确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确立的战略方针能够在新四军内部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他在军部亲自部署并展开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工作。

鉴于项英自1938年5月起，对党中央已确立的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决策始终抱有疑虑，虽有所执行但亦有所保留，他更倾向于实施自身的南进策略。因此，周恩来此次前来，肩负着重申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纠正项英在此问题认识偏差的重要使命。

叶挺将军、朱克靖同志、周恩来总理、傅秋涛将军、粟裕将军，以及陈毅元帅。

为缓解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紧张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的高级将领阐释了中共中央对叶挺工作安排的深远影响，并对长期以来双方所面临的叶、项关系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剖析。

周恩来专门指出：

中央认为，叶挺同志虽非党内成员，然此状况仅为一时之变。此番见解对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深化颇具助益。若非此考虑，其党籍问题本可迅速得到妥善处理。

周总理要求项英务必积极落实有效举措，以加强同叶挺的团结协作，并严肃强调：

团结，作为叶挺同志在新四军内部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稍有处理不慎，便可能引发失误。

面对周恩来那既坚定又饱含深情的耐心劝诫与批评，项英态度谦逊，表示愿意诚恳地接受。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他坦率地发表了一番长达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及军事干部的调配权交由叶挺掌管。

周恩来向新四军汇报。

随着七月的尾声悄然而至，叶挺再次踏上了皖南的土地。自那时起，项英便主动伸出了友谊的援手，不仅在工作上与叶挺积极沟通商讨，还在生活中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时常探访叶挺，与其共进一顿温馨的家常饭菜，饭后二人常会切磋数局棋艺。

对职责范围内的每一事务，我们既要积极担当，又要量力而行，务必竭尽所能，力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对于叶、项二位职责所涉事务，自当由他们亲自处理。但若项英未采纳其建议，或是选择不让他深入参与，那么便应尊重项英倾向于“独断决策”的偏好，给予他充分的自主权，让他独立做出决策。

项英严格遵照中共中央维护叶挺职位与权力的具体指示，同时表现出极大的坦率，将所有电文交由叶挺审阅，并与之联名签署。在此过程中，他毫不保留地将与中共中央的分歧与叶挺共享。

中共中央早已确立的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部署，起初并未获得项英的充分认同，他表现出明显的迟疑和踌躇。

鉴于对军部安全的深切忧虑，中共中央屡次向项英发出电报，提议“将皖南军部迅速迁往苏南地区”。

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纷纷向项英同志发送电报、撰写信函，催促其迅速作出决策，积极采取行动，尽早将军队转移至江北或苏南地域。

然而，项英鉴于多年投身于游击战，深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若缺乏山地作为依托，将难以维系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故而始终未能下定决心移动。他向中央发送了多封长篇电报，反复强调移动的艰巨性与潜在风险。

叶挺深信，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军部迁址决策，既适时又极为关键，理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不容有任何干扰。他向项英坦白表示，他对党中央的旨意已透彻理解，并对党中央的指令表示了无条件的拥护。

若持有与众不同的观点，理应坦率地予以陈述。至于项英是否予以倾听，那乃是他个人的权利，他握有最终决定的主动权。

03

冰冻非一日。

皖南事变前，叶项分歧持续。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着手实施了针对新四军的“围剿”战略。国民党调集了7个师的兵力，其数量是新四军总数的8倍，分别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精心构建了袋形包围圈，企图一举将新四军彻底歼灭。

然而，项英尚未下定决心依照既定计划北移，亦未明确决断要打破敌军严密的围堵。他的心思仍旧在是否撤退的抉择上摇摆不定。

项英

叶挺身陷这般的困境之中，内心倍感沉重，不禁将自身的处境比喻为这仿佛是一颗嵌于两轮之间的沙粒，其处境颇为艰难。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向叶、项发出指示：“你们有权利推迟一个月至两个月的时间（需考虑开拔费用、并暂停江北的攻势），但务必认真做好向北迁移的各项准备工作。”

11月24日，中共中央向叶、项发出指示：“务必确保于12月底前全面启动。”

11月30日，毛分析：

“随着日蒋关系的破裂，日汪之间的拉拢策略，局势由此出现转机。蒋介石对我方已无计可施，而你们的北移行动更是让他措手不及。根据形势判断，蒋介石与顾祝同是不会对你们造成困扰的。如今，你们可以开始分批迁移，至12月底完成转移，尚不算晚。”

1940年12月，皖南地区局势愈发紧张，项英火速向中共中央发出紧急电报：

近期敌军突然改变战术，令我军不得不改道行进。桂、李两部在江北的军事部署，以及皖南敌军暗中的调动，对我军形成了包围态势，阻碍了我们的交通线，甚至故意推诿弹药补给问题。这种情形，不禁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存心阻挠我军，以便于他们进攻江北，随后再借口对付皖南……

我军已做好全面出动准备，但双方通道均因敌对势力阻碍，无法顺利向北前进……当前形势如此严峻，我方行动策略应如何调整？请尽快作出决策，以避免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毛泽东代表中央书记处向项英等同志发出电报，言辞严肃地指出：

全国上下，鲜有他处如贵地般，弥漫着犹豫不决、束手无策与缺乏决心的氛围。

若在行进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务必做好自我防护的准备与坚定的决心应对，这一指导原则早已向你们明确传达。

我们困惑于您所询问的我们应指导何种方针，同时也不得而知您自身是否已确立方针。如今，您却提出了是继续拖延还是立即行动的选择，您究竟所持何立场，是支持拖延还是支持迅速行动？如此缺乏明确的观点与方向，将来恐将遭受重大损失。

项英深受批评之震。

叶挺，时任新四军军长，在接到中共中央的严正批评后，内心深感愧疚。他立刻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坚决请求辞职。

项英力陈劝阻，遂未将叶挺递交辞呈的电文发出。

稍后，项英召集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电报声毕，他语气沉重地言道：

"请大家讨论下后续行动计划。"

叶挺严厉地指出：

“时至今日，还探讨行动策略？当务之急不是争执方向，而是果断选择前进的道路。”

项英觉言失当。

按军长指示，选路定线。

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了三条可供选择的战略路线。然而，在商定突围的具体路径时，叶、项两位领导人再次显现出尖锐的分歧，导致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周子昆仅有的女儿合影

04

闻悉项英不幸离世，叶挺感慨道：“项英，真是一位胸怀壮志、才干卓越的英雄。”

最终，我们采纳了项英所提出的方案，据此确定了突围的路线。

鉴于转移的时间和路线均在党中央的批评之后仓促作出决定，导致全军序列的编排与政治动员均显得颇为混乱。

此刻，我皖南部队共有九千余人，编为三个纵队，分三路并行进发。新四军抵达茂林区域，已不幸陷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设置的袋形包围圈之中。

叶挺力主不惜付出一定牺牲，强行突破星潭敌军的严密防线。而项英却持续犹豫不决。面对异常严峻的形势，新四军领导层为是否进攻星潭展开了一场长达七个小时的会议，从午后三点一直持续至深夜十点。然而，会议最终未能达成共识，致使新四军错过了突围的最佳时机。

这正是皖南事变中令人瞩目的“七小时紧急会议”。

叶挺终于无法再忍，怒气冲冲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直言道：

“此刻，我们身处重围之中，若不经历一场激烈的战斗，不付出相应的代价，便难以突破这包围之网。”

效率即胜利之道。切勿踌躇不前，缺乏决断。诸位的高见究竟如何？速速表明立场。

我的立场是，即便面对错误的决定，我也将予以遵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出决策，无论您如何定夺，我都将照办无误。”

最终，项英并未采纳叶挺进攻星潭的建议，而是决定让部队沿原路返回，转向西南方向进军，这一决定导致本已获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再次陷入困境。

1941年1月9日，天气阴沉，细雨纷飞。军部抵达高坦之际，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以及秘书长李一氓等一行人，耳畔传来茂林方向此起彼伏的密集枪声，心中不禁感到事态堪忧。

袁国平

此刻，军部参谋叶超提议，军首长们应共同对行动方案进行深入探讨。周子昆随即命他即刻去邀请叶挺军长前来。

叶超匆匆赶至百米开外的徐家祠堂，向正于火堆旁烤火的叶挺紧急禀报了相关情况。

话音未落，叶超尚未完整陈述，项英便已等候在旁，准备与他商讨。然而，叶挺却果断打断，直言不讳道：“还费什么周章，我们唯有果断出击！”

面对这一局面，叶超选择了留下，与众人一同蹲坐下来，共同取暖烤火。

此刻，项英及其同伴久候叶挺与叶超不至，雨中又听闻枪声密集，误以为敌军即将迫近，于是便与众人一同攀爬至北面的山丘之上。

叶超在叶挺的火堆旁烤了片刻，随后转身对叶挺提议，外出探查一番，以便向项英等人汇报当前的情况。

叶超抵达项英等人曾驻足之地，却见人影皆无，遂急忙返回向叶挺作了汇报。

叶挺遂与刚刚就任东南局副书记仅两个月的饶漱石商讨事宜。

叶、饶迅即向中共中央发送电报，称项英等人“擅自率领少数武装力量离队，去向成谜”。

中共中央通知叶挺。

中央作出决定，所有军事与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与饶漱石共同领衔负责，而各项行动的具体决策权则归属于叶军长。

错失星潭突围的绝佳机会后，叶挺遵照中央的电报指示，有序地指挥部队分阶段实施突围，旨在维系军力。原本拥有9000余众的皖南新四军，最终成功突围的仅余1000余人。

受饶漱石的倡议，叶挺毅然决定下山与敌军展开谈判，旨在营救被围困于山巅的部队。然而，谈判的结果却是他自身被囚禁于牢狱之中。

项英、袁国平与周子昆三人在撤离部队之际，目睹四周尽是敌军踪迹，遂毅然折返，重新加入大部队的行列。

袁国平受伤，为不拖累战友自杀。

项英与周子昆肩负着新四军经费的金条，却不幸招致了致命的灾祸。在他们于蜜峰洞内沉睡之际，叛徒刘厚总对他们下了毒手。

“对中央的不敬已在这3年间演变为极其异常的现象……昔日张国焘，以及现今的项英、袁国平，皆因违背中央命令而终至败局。”

决议指出，项英与袁国平“步入了与张国焘相仿的覆辙”。

决定宣布：“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层内，公开传达中央的决策，启动针对项英、袁国平的斗争，然而，此举目前应严格限制于内部，不得向下级单位扩散，更不得对外公布于党外人士。”

闻知项英不幸陨落的消息，身陷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在得知这一噩耗后，对前来探狱的朋友感慨道：

项英，一位胸怀壮志、才干出众的英雄。他的失误并非源于与我合作的不和谐，而是对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提升政治警觉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至全然遵照国民党顽固派所设的陷阱行事，终致酿成不可挽回的大错。

叶挺，于1946年经党中央的大力营救重获自由，却不幸在“四八”空难中遭遇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