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的时候，山东的事务负责人韩复榘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居然带着八万多山东军队不顾一切地往后跑，他这不战而逃的举动，不仅让国民党的人都傻眼了，就连日本人也没想到会这样。这一幕真是让人震惊。

让人没想到的是，日寇一下子就攻占了邹县。他们靠着机械化的战术，三天之内差不多就能杀到徐州。其实山东地方广袤无边，韩复榘手里有人，有枪，有装备，即便他只是装装样子，也能支撑个十来天。

第五战区的司令官李宗仁，原本是可以抽出手来安排徐州会战的部署的，可是韩复榘的溜走，把局势搞得紧张得很，严重缩短了徐州会战中我军的准备时间，那时一半的部队还在赶路呢。

而且，滕县距离徐州一百多公里，还是攻台儿庄的必经之路，没啥人能看住。正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李宗仁赶紧去找老蒋要人，但老蒋那边被日军在别的战场牵制了不少部队，帮不到他多。

正当李宗仁焦头烂额，嘴里冒火，恨不得能撒豆变兵帮忙时，一通电话突然打到了他在徐州的指挥所。

正是这个电话对整个战局起了关键作用，那么它到底是怎样影响台儿庄的战略布置的呢？在台儿庄这个战场上，还藏着一些没怎么被人提起的小故事。

被人嫌弃的川军

话说李宗仁在徐州指挥部里，他的参谋长徐祖贻拿起电话时，竟然发现对面是老熟人白崇禧。白崇禧先是随意问了下第五战区的情况，然后就让李宗仁亲自接电话。

李宗仁拿过电话，便听那头的白崇禧道：

委员长让我问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他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

那厢的李宗仁深叹一口气：

还是那回事，滕县那边没有我军的主力驻防，只需派一支2到3万人的部队，至少能在三天内赶到，否则日本鬼子就会趁机突袭，台儿庄和徐州都难保得住。

白崇禧笑着说：“我这里倒有一支部队，不过我怕你不愿要。”

一听说有兵可以用，李宗仁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可一知道是川军，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掉了大半。

这支川军就是邓锡侯、孙震的22集团军，那会儿的川军在外 folks 眼里可是没啥好印象，吊儿郎当的模样，背着旧套筒，手里还夹着老烟枪。

抗日战争一开始，四川的王刘湘就向老蒋提出出战的请求，于是那三十万穿着草鞋的川兵就匆匆赶到前线与敌人拼杀。其实他们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突击队编制，武器装备也相当简陋，被人戏称为“叫花子军”。

川军一出川，老蒋这人多疑，怕刘湘的势力再壮大，于是干脆把川军分成两部分，其中的22集团军就归了山西的阎锡山管。

这支部队在山西跟日寇拼了四十天，伤亡挺大。太原陷落以后，剩下的22集团军在撤退的路上，既没有粮食，也没有棉衣。向司令员阎锡山要补给，结果也被拒绝了。

正值饥寒交迫的时候，碰巧遇到阎锡山的晋绥军仓库，大家都蜂拥过去，把里面的吃的喝的统统抢了个底朝天。阎锡山原本就怪川军没帮自己守住太原，这下子更是气得跳脚。

他写了一份报告，直接递到老蒋手里，说川军在抗日战线上表现得不好，反而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无论怎么说都不要这支部队了。老蒋也没办法，只好准备调22集团军到山西周边的第一战区，也就是河南、河北的程潜手下去。

程潜听了之后，语气挺委婉地说：“第一战区补给确实困难，实在是没办法养得起川军，因此也不能接收。”

看着被人嫌弃的川军，毫无施展的空间，快要回老家的时候，白崇禧就打算帮川军和李宗仁牵线搭桥。

李宗仁听完白崇禧的建议，没多犹豫一下，就答应了，还特意叮嘱川军得尽快赶往山东，他是真的缺人啊。

这会儿，川军上下都知道，自己一直不太受欢迎，差点就得打包走人了，但偏偏第五战区的李宗仁愿意接纳他们，还能赶去山东打仗，真是让人觉得挺意外的。

大家都激动不已，心里暗暗发誓，要让天下人看到川军的血性，抗日失败绝不苟且，绝不活着回到川里。

与城共存亡

实际上，22集团军在山西一役损失惨重，兵力大减，旗下的41和45军总兵力不过2万人，装备也相当落后。他们手里拿的都是旧得发锈的川产步枪，每人只有20发子弹，再加上两个土制手榴弹。

李宗仁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拿出500支最新的中正式步枪，专门拨给川军，此外还配发了大量子弹、手榴弹，以及一些迫击炮。

1938年3月10日，邓锡侯被调回川后，孙震接管了全部军事工作。他安排122师、364旅、124师、127师入住滕县，由陈离统筹防守滕县，同时王铭章担任滕县守备任务，也兼任前线总指挥。

就这样，士气昂扬的22集团军开启了新的征程，与此同时，日军攻占邹县后，在快速南进的过程中，察觉到滕县周边有大量川军的动静，立即停止了前进，等待后续部队赶到。

这一下，不仅为台儿庄的防御安排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也让滕县的保卫战拉开了帷幕。3月14日天一亮，日军矶谷廉介率领第10师团正式发起攻势，部队装备有七十多门大炮、50辆坦克、40架飞机支援，还有两列装甲火车，总共4万人正面迎战。

对日本鬼子来说，要攻占一个小小的滕县根本不用费啥劲，又因为韩复榘先前不战而退的事，还给他们增添了信心。

他们大概派了个一万五千左右的主力部队，还配备了坦克、野炮、重机枪啥的火力装备。

面对这样的兵力配置，光是说川军也比不上，即便是条件最优的中央军也难以匹敌。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之后，濑谷支队一万士兵全线展开攻势，向滕县外围阵地猛扑过去。

日寇的炮火不断猛烈，川军的迫击炮一打完就得休息，步枪响个不停，子弹乱飞，根本挡不住敌人。川军只能扛着步枪，拿着大刀和手榴弹，等到敌人靠近到200米左右时，才有机会让他们受伤或损失。

结果挺显然的，外围的战线上，川军损失惨重，死了大半，127师周营的官兵全都战死了。正是靠着他们的血肉之躯，把日寇挡在了防线之前。

15日，狡猾的濑谷启除了正面冲击阵地，还派部队从侧翼绕过去，想要包抄滕县。

在这样激烈的攻势之下，当天傍晚时分，经过飞机又一阵疯狂的轰炸，滕县外围的阵地全部失守，封锁线被突破，敌人从缺口涌入，滕县形势危急。

此时城里的能打的部队大概有2500人，再加上县内的警察和保安团的五六百，实际的兵力也就三千左右，一场悲壮的战斗序幕就此拉开。

王铭章先是把城外的41军全都调到了城里，还下令通知所有官兵，和滕县一条命，共同面对生死。城在，人在；城亡，人也得死。不得擅自离开城池，否则就立即处决。

17日那天，川军和日寇的生死决战拉开了序幕。一大早，天一亮，敌人就用山炮和野炮狂轰滕县城，片刻之间，城里顿时变成一片火海。

因为防守东关的团长王麟带着两个营的部队坚守那儿，和日寇拼得死死的，屡次击退敌人对东关的进攻。敌人被逼无奈，改变了攻击路线，下午用榴弹大炮轰击南城墙。

那时，二三十架飞机一齐冲着南关进行猛烈轰炸，一个小时不到，南城墙就几乎被炸成平地，地面满是川军战士的断肢残臂。

夕阳西下之时，王铭章对孙震发出最后一封战情报告：

17日晚上，日本鬼子的大部队闯入城池，我们和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

发完信之后，他把电台给砸了，随即下令城里的各个队伍和敌人展开了巷战。

他心想着赶快赶到西关车站，把残余部队组织起来跟敌人搏斗，但没想到，走到半路时，突然遭到日寇的猛烈火力袭击。王铭章腹部中弹，一下子倒到地上。等卫兵把他扶起来时，他已经是气息微弱，出气多进气少了。

卫兵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云南白药，打算让王吃下去，可惜他此刻已经无力开口，一下子就光荣牺牲了。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滕县里仅剩的几百名川军，主将牺牲以后，面对满山遍野的日军，依然坚持战斗，没有一个人落荒而逃或投降。

就算是伤得无法再打仗的士兵，也都急忙靠在一起，拉响手榴弹，他们宁愿战死，宁愿自尽，也不愿被俘，绝不做亡国奴。

一直到18日中午，滕县才算完全沦陷，2万川军除去了最后突围的200多名士兵外，其他的全都阵亡了。他们用生命，为台儿庄和徐州的战场争取了整整四天半的备用时间。

台儿庄敢死队

矶谷廉介师团经过满是川军尸体的滕县，继续向南推进，到了18日晚间，攻占了临城。

同时，第五战区也接到了援军，台儿庄的主要部队就是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和汤恩伯的第20军团。

汤擅长运动战，所以李宗仁把外围正面战场的任务交给了他。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是老西北的部队，精通工事，他们进入台儿庄后就开始加强房屋，把庄内一千多座房屋改建成碉堡。

不过，即使这么做，那个时候中国军队的个人素质和武器装备和日本鬼子比起来，差得不是一点半点，所以台儿庄这场战役一打起来，确实挺难搞的。

3月24日，矶谷廉介师团逐步逼近台儿庄，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经过三天的激战，局势变得尤为艰难。台儿庄东南方向被攻破，中国守军损失惨重，整个台儿庄里到处弹雨纷飞，无墙不被子弹击中，无土不染血迹，形势变得异常危急。

3月30日，日军再次攻占了台儿庄的西北角，这个地点可是城内守军与城外联系的重要通道，要是一旦被封堵，城内的守军就全都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当天夜里，守城的主将31师师长池峰城下决心，召集了57人的敢死队，誓要一举消灭那西北角的日军，争取把阵地收回来。

敢死队出发前，池峰城拿出大洋准备重赏他们时，众成员却异口同声大喊道：

我们都不要命了，钱还有啥用的嘛？

这57个人就换上了日军的军服，每人左臂都缠了白毛巾当标志，手里拿着长枪，背上背着大刀，腰间挂满了手榴弹。

他们被分成六组，带着一架云梯，趁着天黑，在炮火声作掩护时，快速悄悄地摸进了西门。

57个人一散开，看到日本鬼子挥刀就砍，听到动静立即举枪还击。一小时下来，日军就丢掉了60名弟兄，死得不能再惨，仓惶逃走。这一战后，剩下的57敢死队员只剩13个，西北角的阵地也被成功夺回来。

4月7日，我方的反攻终于打响了，经过一番激战，精神已然萎靡、筋疲力尽的日军最终下令“全线撤退”。这场胜利也标志着“台儿庄一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何为大捷

台儿庄战后统计显示，中国军队大约有29万人参战，伤亡大概在5万左右。值得一提的是，22集团军、2集团军、59军以及汤恩伯军团的伤亡都超过了一万。而日军的伤亡人数则不到1.2万，差距挺明显的。

这场战损差距确实挺大的，再说，南北两线日军不断地补充兵力，徐州战场的局势其实也没完全改变。

不过，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会战中赢了局，逼得日军不得不调整他们的作战计划。得说，之前那些日本鬼子的侵华方针，说是“速战速决”也不算夸张，甚至还喊出要“三个月拿下中国”。

于是他们采用了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而我们则坚持以持久战为策略，打消耗战。

当日寇的作战策略变成从东向西后，双方也进入了战略拉锯阶段。台儿庄的胜利，暂时保住了徐州，也给沿海的工厂争取了宝贵时间，把生产线从武汉转移到大西南，做好了武汉保卫战的准备。

正是因为武汉保卫战的这些周详安排，中国军队才能在武汉坚持抵挡了整整四个半月，歼灭了日寇超过二十万，进一步削弱了敌人的兵力。

要知道，以前中国军队在华北、上海、南京等地跟日寇交手，全都打的是阵地防御战，不管是个人素质、作战水平还是装备方面，跟日军相比，都差了点儿。

战士们每次都冲在最前线，用鲜血筑起了城墙，但还是阻挡不了敌人不断前进的脚步。这种深深的悲观与绝望，一直笼罩在全国人民的心头。不过，台儿庄一战以后，人们才意识到，日寇其实并非不可战胜，整个国家的抗日意志和信心也因此大大提升。

不光如此，台儿庄打赢之后，国际上对中日对抗的未来也有了新的看法，提升了中国军队的名声，帮忙为以后争取外援打下了基础。

就如同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对台儿庄战役的评论：

“大大沮丧了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结语：

关于抗日战场血战到底的中国军队，套用宋美龄曾经的广播讲话：“我中国士兵每天矢尽援绝，总是战至最后，宁愿牺牲生命，不屑选择别的途径。”

他们在与日寇对决中，宁当断头兵，不做投降将军，这种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