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12月，王明、康生和陈云同乘一架飞机返回延安。康生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中与王明相似，身为政治局委员，地位显赫。次年五四期间，他在马列学院为我们授课，主要负责讲解党的理论部分。康生授课时条理分明，言语中无一字赘余，情感丰富。在讲授过程中，他以饶漱石为例，这位是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被人昵称为“机关枪”，对他大加赞扬，称其擅长地下工作。

康生学识渊博，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在戏曲史方面有独到的研究。他对书法、篆刻等技艺亦精通。其书法、篆刻和画作均颇具匠心，然而他并未将这些作品公开展示。当他回到国内，用四川话来形容，可谓非常“识趣”。在他面前展示才艺，若展示对高雅文艺的掌握，似乎并不适宜。因此，一些领导人的诗作并未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而董老等人的作品偶尔会出现在小报的角落里。

康生的博学多才往往招致诸多纷扰。他对某些领域的精通程度，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他对京剧了如指掌，不仅懂得京剧，还能亲自敲击小鼓。我曾亲眼目睹康生指挥京剧乐队的场景。记得1938年7月1日，正值延安首次庆祝建党十七周年，党校举办纪念大会，邀请马列学院全体学员参与。中午和晚上设有宴会。党校位于延安城东约十至二十里，而马列学院则在北门外约七八里处。我们一大早就出发，到达后享用丰盛的猪肉和羊肉大餐。中午会议中，还有几位美国共产党青年加入。康生担任主席，张闻天发表讲话，晚上则上演京剧《打渔杀家》。江青饰演女儿萧桂英，表演出色。那时的江青容貌出众，大约二十七八岁。那时我就知道，江青不仅擅长电影表演，还精通京剧。阿甲在剧中扮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对阿甲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当时江青尚未与毛泽东结为夫妻，仍是党校的学生。康生作为党校校长，动员江青出演萧桂英一角，并亲自指挥乐队。1980年，我在广西参加会议时，遇到了当时的党校同事、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和李成铁。我询问那天是否康生在敲鼓？他们证实说，确实如此。他们还告诉我，为了这次演出，康生提前准备了一个多月，他们早已看过排练。

康生一生勤于公务，实在难以腾出时间学习新知。他在上海的地下党职务中负责“特科”，工作尤为繁忙。在苏联居住的数年间，他可能阅读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因此在莫斯科有机会接触中文古籍。然而，1938年他竟然能演奏小鼓，这是从何而来的技艺？这充分展现了他的过人聪慧。在领导我们进行土地改革时，他还会与我们分享京剧知识。他询问我们是否了解“水袖功夫”的含义。他指出，评判一位演员的演技和水平，只需观察其水袖的挥动即可。在旧社会，“水袖功夫”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术语，用来形容演员技艺的高超。我们青年人当中无人懂得此道。他向我们解释，一个演员是否有真本事，从水袖的挥舞中便可窥见。水袖并非易事，我们不应小觑这种技艺，它能够反映出演员的修养，尤其是青衣演员，尽管只是简单的挥舞，却能表现出人物的种种苦难与悲欢。

自学所得。在苏联和延安的岁月里，他勤奋刻苦，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出色的记忆力。即便在1924年至1925年投身上海大学的革命事业期间，他仍能挤出时间深入研究，这种精神令人敬佩不已。

“这算什么样子！”

关于康生的这一部分，我们不过仅仅窥见了一角。这部分堪称精品：康生是不会做出江青那等荒唐之事的。他所展示的书籍，皆为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珍藏，或许堪称全国之最。尽管康生他们曾将国家的、民间的“帝、封、资”文化积累焚之一炬，他却利用国家权力将他人的文化瑰宝据为己有。提及此事，我竟感到难以启齿。康生，你究竟是什么身份，竟敢如此行径！

在康生所掠之物中，有一方工艺精湛的瓦砚，据那位女专家所述，我国此类瓦砚现仅存数件，且均已流失海外，在国内或许仅存康生所藏的这一件。此外，尚有一半枚虎符，女专家解释称，该虎符系解放后于京郊出土，质地为玉，而通常虎符均为铜制，玉质虎符至今仅此一例。由此可见，康生所求皆为独一无二或极为罕见之物。

康生的博学多识、广涉众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可谓深厚，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堪称翘楚。陈独秀虽对古学有所涉猎，却未能深入钻研。瞿秋白亦略知一二，但似乎亦未达到精通之境。

他是个害人狂

他无疑是害人狂。

1948年，我仍投身于土地改革的工作之中。临近春节，我们抵达了黄河北岸，不远处便是黄河，随后驻足于阳信县，而渤海区党委的办公地点便设在此地。春节期间，鉴于不便下乡，我们便继续留宿于何家湾村。期间，发生了一件颇具意义的事情。康生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如何获得释放的经过，情形描述得相当清晰。据他所述，这六十一个人在出狱前填制了相应的表格，并在报纸上进行了公告，随后才正式完成了释放手续。然而，在“文革”期间，康生却宣称他们全都是“叛徒”。

在踏足山东土地改革的前夕，康生早已在山东停留了一月有余。彼时，邓子恢正负责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工作——在土地改革初期，通常的第一步便是整党。邓老先生的手段不及康生犀利，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显得有些难以决断。于是，指挥权得以更换，康生接手，一切听凭康生处置。康生在山东对两个区党委进行了彻底的整顿。其一，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彼时年富力强，三十多岁，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康生将他拉下马来，同时亦将渤海区行署主任一并罢免。另一例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我们抵达阳信不久，康生便将林浩从胶东召回何家湾，对他进行了斗争，使其失势。

关于这两人的详细信息，我们一无所知。然而，通过毛岸英，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一些端倪。我们四人共居于狭小的住所，同睡一炕。我们三人——于光远、史敬棠和我，再加上毛岸英，个个身材魁梧。毛岸英自苏联归来不久，言谈举止较为随意。那时我们称呼康生为“康老”。毛岸英提到，康老对待林浩过于粗暴。“粗暴”这两个词，是现在我用来形容的，因为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用词。至于毛岸英当时是否也是这样表达，我已记不太清楚。他的意思是康老太过粗暴。一个政治局委员，怎能如此对待他人呢？！

“我确实是个三八式，虽然后来担任了安全部长，但在党内并不显眼。”康生对人的迫害如此普遍，这也是他最终被永远开除党籍的原因。

他为何持续实施迫害，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部分原因或许源自苏联的影响。然而，在中国，似乎唯有不断迫害他人，才能确保自身的存续。因此，他始终坚持这种策略，最终成功守护了自己。

此人头脑清晰，不糊涂。

这位人士的思维清晰，绝非糊涂之辈。在特定情境下，他能够倾听他人所反映的实情，且能够展现出宽容之心。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本人便是如此。至于此事，凌云至今尚在，他可以从侧面为我作证。

1947年大约在六七月，我在晋西北参与土地改革，康生担任团长，我则是团员，整个团队仅有七八名团员。七月时，康生在晋西北临县的郝家坡主持土改工作会议。大组长张邦英和张琴秋不愿在酷暑中连续八天参加，便派我去旁听。在前往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康生那里的情况。当晚，我便住在了他们村里。村里居住着吴玉章、王明等几位地位显赫的民主人士，他们年事已高，需要特别关照，因此办公厅行政处便设在此处。虽然平日里大家没有太多往来，但见面时彼此都很熟悉。从1941年到1946年，我们一直是老朋友，相互信任。他们告诉我，康生那里的情况非常特殊，各机关干部意见纷纷。土改工作团名声在外，人人皆知。他们表示，到处都在进行吊打和挖掘地财，尤其是挖掘祖坟的行为尤为严重。康生作为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以及长期的社会部长，无人敢触犯。这里聚集了众多人物，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杨尚昆等，他们对这些情况都心知肚明，虽然不满，但不敢直言，生怕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位同志建议我见一见吴老，并向康生反映情况。我实言相告，担心打扰吴老休息，毕竟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深知吴玉章的话语对康生来说作用有限，而我亲自去说，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抵达郝家坡后，我便静心聆听。我确实是倾听了这场晋绥分局举办的土改工作会议。此次会议要求各地汇报土改工作团推进土改的进展情况。晋绥地区虽不甚辽阔，经济亦较为贫瘠，然而地委却设有八个。与会者包括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以及数位部长和参与试点的县委书记。陈伯达已于会议前离席，未能与会，乃因刘少奇计划前往西柏坡创建中央工委，途经时将他一同带走。陈伯达随后亦将田家英带去，因此，他们所在的团队实际上已被解散。保德的团队中，廖鲁言参与了会议，而于光远亦现身。不过，于光远因手指严重化脓，需在兴县接受治疗，自会议伊始至终未能与会。故而，康生领导的工作团仅有两人参与，而我则作为旁听者。

即满足贫苦雇农的需求。鉴于大家普遍贫困，整个农村亦陷入困境，康生便试图通过非法没收本应保留的财产，以此途径来迎合贫苦雇农的诉求。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康生领导下的讨论均围绕着他的讲话精神展开，重点在于发动群众，推动斗争。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彻底斗争地主，将其彻底打倒。此外，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如今这篇文章已被完全修改。

首先，他赞同并推广了“化形地主”的概念，即尽管某些家庭看似贫困，实则并非如此，这种说法导致了对许多家庭三代历史的追溯。其次，他倡导挖掘土地以寻找“地财”，认为地下藏有元宝、银元等财物，导致农民被迫进行挖掘，这在道德上被认为是有悖良心的行为。尤其在晋西北地区，这种挖掘现象相当普遍，严重破坏了社会道德和良心。再者，郝家坡发生了一起悲剧，特别是妇女遭受吊打，原因是为了追查家中财物埋藏地点。据传，郝家坡至少有两三个人因被迫交出银元、元宝而自杀。

在会议中，康生自然不会直接提及此类事宜，也不会公开发表相关主张。然而，他的言辞间却透露出对不同行为的态度差异。与会者期望他在此次会议上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表态。毕竟，在他亲自试验的领域内出现了死亡案例，作为政治局委员，他理应有所作为。尽管如此，他却并未对此进行指责。

在晋绥分局开展土地改革期间，曾有一份划分阶级的内部文件。该文件由掌握一定马列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人员编制，在原则上较为准确。依据文件规定，地主主要是指收取地租而未涉及剥削的行为，因此对地主的定义较为合理。然而，在郝家坡会议中，康生对晋绥分局的这一内部文件提出了否定意见。他批评说，依据这一标准，很多人不符合地主的定义，并宣称这份文件“有害”，要求立即销毁，意味着该标准不再适用。

当时我们在朔县采取的措施，与他在临县所强调的截然不同，执行方式亦大相径庭。然而，在我单独进行汇报时，康生却能认真倾听。若他对我汇报的内容置若罔闻，转而对我进行打压，指责我右倾，那我的处境将岌岌可危。此事充分表明，他并非愚钝之辈，内心洞若观火。在我阐述观点时，他并未提出异议，甚至在汇报过程中，他本人至少发言了一个小时。

在这次的汇报中，首先由他向我进行讲述。此事，我从未曾向他人提起过。毕竟，一旦道出，旁人定会质疑，以为我在宣扬康生的非凡之处。然而，那日的情形却是如此。汇报于当晚十一点钟启动，是凌云在白天提前告知我的。但康生却要求我进行单独汇报。在汇报过程中，他首先详尽地向我介绍了他所在单位的工作情况，让我站立不安，坐立难安。面对如此显赫的地位，我只能耐心听完，再行汇报。

我的言辞颇为棘手，携带了三包土和一袋糠窝窝头，均用旧报纸包裹。其中，一包是沙土，我提及它占据了全村土地面积的九成以上，即便分给人家十几二十亩，他们也懒得一顾。第二包土为重沙质，但并非全为沙，这部分占了全村的六七成。这样一来，累计已达九成多。第三包土壤为半沙质，沙土和土壤各占一半，这样的土壤在全村仅占一成左右。若要耕种，唯有此类土地才能收获，而且还需依赖肥料和井水。在南方，人们难以想象用井水灌溉农田，而北方则有甜水井和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是甜水井，另一个是苦水井。北方将水质纯净、无涩味的井称为甜水井，而苦水井则可能带有盐碱硝味或苦味，这样的水不适宜种植庄稼，仅供日常使用。在北方，打出甜水井如同天赐之恩。在灌溉条件下，一亩地可收获数百斤，甚至上千斤。我在汇报时提到，我们不仅分得了土地，还走访了群众，但大多数人并无兴趣，因为中农原本拥有的土地就相对较好，现在却要他们拿出一部分，换得五亩沙地，实际上他们并未占到便宜。我还向康展示糠窝窝头。康询问这是否是百姓的食物，我回答道，百姓还未享受到，这是县委的食用，也是我在县委期间所食。因此，那个地区目前对分土地毫无兴趣（朔县为新解放区）。我这两项举措颇为高明，深知康生非常精明，从事保卫工作的人必须首先做到精明。若不带些东西，仅凭我的身份，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的汇报，康生听得非常认真，或许认为我这个年轻人能如此汇报，已属不易。盲目发言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并未对我采取行动。从那晚起，对我的看法也许就此形成，他可能觉得我并非轻易发言之人。简而言之，给他的印象颇好。

在汇报中，我提及我所在的村庄并无地主，仅有两位所谓的“富农”，并对其具体情况进行了详述。他们虽家境富裕，但并未达到富农的标准，因为他们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对方戏谑地称我为“书呆子”，这个称呼本身就很有分量，他没有直接指责我是“反革命”或“反党”，也没有指责我站在地主阶级一边，仅仅以“书呆子”相称，并要求我回家“扫地出门”，以迎合贫雇农的期望。这一事件反映出，他的言论与内心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即便在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他仍然坚持采取过激的“左”倾做法。至于原因，现在难以言说。他或许是在背后有一套做法，而在众人面前又展示另一套。在众人面前的那一套，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提升地位。

康生，两面派。

康生并未因我在晋西北土改时汇报的情况与我所执行的方针有所差异，便将我视为反动派。解放初期，我因关节炎需前往青岛治疗，途经济南，便前往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康生的夫人曹轶欧担任组织部部长。抵达后，康生邀请我留驻数日。他带我至他的私人办公室，向我展示了他精心刻制的各式图章。他还特意拿出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并亲自为我展示如何盖章。我心中明白，他或许认为我并非全然缺乏头脑之人，尽管我比他年轻十余岁。

他言道，自来到济南已有时日，却尚未踏足大明湖。恰逢明日为周末，我计划前往，愿君与我同行。翌日，我、夫妇二人以及当时的济南市公安局长凌云，租了一条游船，在大明湖上荡漾自如。

而且，他还领我们参观了王耀武逃离时的那个洞口。大明湖的部分区域被高墙所环绕。我们的身份地位相差甚远，一个是普通党员，另一个则是政治局委员。此行他对我礼遇有加。他之前并不认识我，而我向他汇报的晋西北情况与他所知不同，他为何当时没有将我视为敌人而加以打击？这表明他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表现并不相符，我早已有所察觉。

“你既已离去，也就无需多言。”康生询问是否意在整治我，并建议我从事资料整理工作，如摘录马列著作内容，以供写作组撰写反修批判文章。似乎仅此一事，因我身上有“帽子”，无法加入写作组。然而，写作组仅需资料支持，而我恰好能提供。此类写作组并无机密可言，只是进行空对空的对峙。因此，邀请我协助，实属寻常。王子野认为，我既已离开，便无需再涉及此事，以免麻烦。

我提出这些观点，旨在揭示一个事实：康生是个表里不一的人物。我们不应仅着眼于他凶狠的一面，他内心实则明镜高悬：他必须维持极端“左”倾、打击一切的形象，才能爬上高位。然而，私下里，他也渴望了解某些真相。那些向他如实汇报的人，他并不会对他们不利。与张闻天相比，康生的性格正好相反。张闻天带有书呆子的气息，是一位真正的君子。康生则没有这种书呆子的气质，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甚至超过了张闻天，但他一生深藏不露，从不炫耀，从未创作过一首诗、一幅画。这是为什么？∗∗∗∗∗∗据说，隋炀帝时期有一个故事，具体细节已模糊，似乎是因为一首诗中的一句“空梁落燕泥”等，导致了一位名叫薛道衡的才华横溢的大臣被杀。薛道衡是隋朝初年的著名大臣。∗∗∗∗∗∗

康生，一位多才多艺的非凡人物，其才华之横溢，几近于不可思议。然而，在追求政治高位的过程中，他却不惜堕入道德的深渊，对他人进行残酷迫害。他更是一位典型的两面派，对上迎合，对下则另有一套。即便面对现实情况，他亦心知肚明。康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堪称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他涉猎文学艺术之广，令人惊叹，然而他所知的，与其表现出的形象大相径庭。一般而言，通晓文学艺术者，往往举止文雅，品格高尚。然而，康生的精神世界却极其污浊，暴虐成性。康生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曾在1960年代担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理论小组负责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戏剧等，决策权尽在其手。此时，他颇有日丹诺夫之风，但实际上仍有所不及。康生之人格缺陷，令人惋惜。为了维护自身地位，甚至不惜陷害他人，毫无人格可言，与革命者、共产党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任何人皆应以他为鉴，有才之人更应引以为戒，切勿将才华用于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