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一度风云际会的共和国元帅，在我国解放事业中留下了不朽的功绩，其英勇事迹至今仍广为流传于民间。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他终究未能逃脱历史的漩涡，最终走向了身败名裂的悲剧结局。尽管如此，这一切都已不再是关注的焦点。我们真正应当关注和深入挖掘的，是那个真实存在的林彪——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带着这份崇高的使命，我们踏入曾任林彪元帅政务秘书的谭云鹤先生家中。一番简短的自我介绍及说明来意后，年已八旬五的谭老先生欣然应允接受我们的采访。谭老先生情绪激昂地表示：“我深知你们所探求的真相，诸多关于林总的评价均有失偏颇，即便是影视作品中对于林彪的形象塑造，亦未能真实还原其本貌……”

张闻天动员两次。

1948年五月，我有幸被委以重任，担任哈尔滨东北局巡视团的巡视员一职。该团由高岗同志担任团长，而张闻天（洛甫）同志则肩负副团长的要职。

一日，张闻天的秘书蔡黎前来造访，告知我需亲自前往处理与张闻天相关的事务。我误以为这仅是工作流程中的常态，便急忙前往他的办公室。张闻天的住所恰好位于我所在楼房的斜对面，仅数步之遥。

张闻天在我踏入房间的那刻立刻站起，一边热情地与我握手，一边示意我落座。随后，他直接切入正题，解释此次会面的目的是商讨你的职业变动。组织有意让你担任林彪的专职秘书，主要负责处理政务事宜。而日常生活及安保工作，林彪已有专人负责。你对此有何看法？

若组织上需要征询我的个人意见，我对此安排抱有谨慎的态度。首先，我对于军队的运作机制并不熟悉，自多年前便投身于地方事务，并更愿意在这一领域持续深耕。其次，我缺乏担任秘书岗位的经验，对秘书工作的具体职责尚不甚明了，担忧自己可能难以胜任。再者，我个人的性情较为急躁，易怒，而据我所闻，军队中的领导风格普遍较为直接，有的甚至言辞较为尖锐，若我与他们之间发生不愉快，恐怕会成为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首先，候选人需拥有担任过县委书记的丰富经验。尽管林彪身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但他对地方工作的了解尚浅，因此渴望拥有一位具有此类背景的助手。而我恰好具备两次担任县委书记的经历，完全符合这一条件。其次，候选人必须未婚。鉴于部队工作的特殊性，家庭负担可能会带来诸多不便，而我尚未成家，这也满足了第二条要求。最后，林彪期望秘书能够迅速撰写文稿。根据我在巡视团期间对你写作能力的观察，你的文字表达流畅，速度也相当快，几乎完全符合这三项标准，因此你被选中。

附带一提，当时的东北局势极其紧张。早在1946年初，东北局便出台了一项严苛的规定，要求男性党员在婚姻登记时必须满足“二八、七、团”的三项要求。所谓“二八、七、团”，指的是男方必须年满二十八岁，党龄需满七年，且必须是正团级或更高级别的干部。尽管许多同志并未完全达标，但他们仍然毅然决然地迈入了婚姻的行列，为此不惜承担党纪处分的风险。我亲眼见过几位同志在东北局主办的党内刊物上遭受了公开的批评。尽管我的党龄已超过七年，且担任正团级以上的职务，但由于当时我尚未满二十六岁，因此至今未婚。

张闻天见我默然不语，静静地坐着，便继续言道：“即便你未曾亲身涉足军旅，对军事之事尚显陌生，但一旦投身军营，便能在校园之外获取丰富的知识与技能。目前，依照林彪所提出的三大条件，我这里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虽然应征者众多，却有不少已婚者，亦有不少人文化水平不高。或许你可以先回去深思熟虑一番，待几日后再来与我商讨此事。”

从张闻天处归来，我的内心波涛汹涌，难以平复。反复掂量，心中仍旧充满抗拒，不愿再度踏上征途。无奈之下，因无良策可寻，我只得推迟时日，寄希望于事情能自行消解。然而，数日匆匆而过，事情并无任何转机，我以为此事已经尘埃落定。不料，蔡黎又找上门来，再次催促我前往张闻天处。

若张闻天再次提出让我成为林彪秘书的建议，我将如何向他表达我的想法？未曾深思对策，我已不期然地站在了张闻天的办公室门前，两座楼仅隔数米之遥。

张闻天一见我步入，面容瞬间绽放出温暖的笑容，随后他关切地询问：“你对此事有何见解？”我重申了在先前讨论中提出的观点，语气坚定地强调，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最恰当的选择是保持中立，不参与其中。

张闻天见我仍旧犹豫不决，便再度提议：“林彪目前急需一位秘书，目前我手头没有更恰当的人选。你能否先兼任这个职位？等我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后，我会把你调回东北局。这个安排你同意吗？”

“林彪同志现正于太阳岛休养，敬请于次日拂晓依照此地址渡江，前来探望。”

显而易见，张闻天与林彪之间已有过交流，我随即表示同意。紧接着，他递给我一封言简意赅的介绍信，并透露了林彪在太阳岛休憩的准确位置，同时命令我次日拂晓时分渡江进行拜会。自此，我对遵循组织安排的信念更加坚定，内心再无丝毫纷扰。

叶立平祸从天降

谈及曾担任林彪秘书的过往，便不禁让人想起一则颇具趣味性的轶事。

在初次与张闻天的对话中，他向我抛出了担任林彪秘书一职的建议。经过一番慎重考量，我最终还是无法接受这个提议。紧接着，我向在延安重逢的老友叶立平寄去了一封书信，向他倾诉了自己的犹豫不决以及对职位的婉拒之意。

我与叶立平的相识，起于那个充满变革的历史时刻——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在那场风起云涌的整风运动中，我不幸被误定为所谓的“特务”，无奈之下，我被迫离开了党的机关。组织随后将我调任至陇东中学，承担起教书育人的重任。尽管高中毕业后我额外进修了一年大专课程，但在当时边区的普遍文化水平面前，我的学历还算过得去。叶立平，曾是“鲁艺”的一员，早已被分配至陇东中学。我们两个都戴着“特务”的标签，初次相遇时便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不久之后，我们不仅一同站在讲台上传授知识，还在开垦荒地、追求文艺的道路上携手前行。就这样，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到了1946年，我们又并肩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征程。

执笔撰写给叶立平的信件之际，他正担纲辽北省镇赍县县长的重任。回溯至1948年的初春，我在东北局巡视团供职之时，因公事因缘际会踏足镇赍县，竟有幸与他相逢，他亦慷慨地设宴款待了我。正是这一偶然的邂逅，使我得以得知他的联络信息。于是，我通过书信向他吐露了自己不愿担任林彪秘书的衷曲。自此之后，在接下来的四十余年间，我们未曾有丝毫交集，彼此的行踪亦如谜团一般，未能有任何消息的互通。

那是在1987年，我有幸肩负使命前往大连执行公务。在一次轻松的交谈中，我提及了叶立平的名字，大连的同志们便好奇地追问，究竟是哪几个字。我逐一报出，他们便告诉我，这位叶立平曾担任大连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尽管已经退休，却依然选择在大连安家。听闻此言，我心中涌动着喜悦，便与老伴一同前往他的住处，进行了诚挚的拜访。

初次相逢，他却戏谑地指向我的鼻尖，开着玩笑说：“嘿，你在‘文革’那会儿可真是让我尝了不少苦楚！”这番话让我心头一愣。因为我们俩在“文革”期间并无瓜葛，我甚至不知道他那时的居所。而且，自1966年10月起，我便遭受打压，长达六七年的软禁生活，又怎能有机会去揭露他的问题呢？他这番话究竟从何而来，令我困惑不解。

等我坐下来一细问，才知道，我写给他的那封不愿意去给林彪当秘书的信，他一直没有扔，林彪在台上红得发紫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销毁，也就无意保存了下来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挨斗，被抄家，造反派搜出了那封信，就拿那封信攻击他：你保留这封信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拿谭云鹤不愿意去给林彪当秘书这件事，作为有朝一日攻击林副统帅的炮弹?为这件事，把他批斗了好几次，真是滑稽透顶。

林彪考我

在与张闻天结束第二次交流之后，我已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愿意担任林彪秘书的意愿。自此，关于是否前往的顾虑已如烟消云散，我心中再无挂碍。我全神贯注于思考如何迅速融入新的工作环境，以及如何修炼成为一名优秀的秘书，为林彪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因此，第二天一早，我便乘坐有轨电车，从南岗出发，沿着松花江畔一路前行，随后租借了一叶小舟，横渡松花江，径直前往林彪的住所。

庆幸那日并非周末，江上游客寥寥，众多小舟见有客人登舟，便纷纷上前邀约。我择了一艘由年轻船夫操桨且船只相对洁净的，随即登舟启航。当日的气候特别宜人，碧空如洗，纤尘不染，微风不至，不久便抵达了江北。

漫步于太阳岛，四周景色尽收眼底，众多俄国青年男女正悠然自得地沉浸于自家别墅的庭院之中，尽情享受着悠闲的时光。他们或是结伴成群，于树荫下拉起排球网，欢快地挥舞着球拍；或是惬意地躺在舒适的躺椅上，谈笑风生；亦或是身着泳装，在庭院的沙地上沐浴着和煦的阳光。

我屡次踏足太阳岛，因而凭借张闻天所提供的住址，我迅速便定位到了林彪所寓居的那座别墅。

在太阳岛上，仅余几栋两层高的木质别墅，它们大多沿袭了平房的设计风格。林彪的住所便是这些建筑之一，尽管空间并不算宽敞，但其结构全为木质，大致可容纳六七间房间。别墅旁配有一座精致的庭院，庭院虽不甚宽阔，但四周环绕着一米多高的木质栅栏，入口处更是由警卫严加守护。

当我抵达现场时，警卫似乎早已预见今日上午将有贵宾莅临，在我简短地做了自我介绍之后，便引领我进入了室内。我们沿着三四级木质楼梯缓缓而上，最终抵达了宽敞的客厅。这个客厅的面积大约在二十余平方米，装饰风格简约到了极致，室内仅摆放了几把椅子和一张三屉桌，其他如沙发等家具则并未映入眼帘。

步入室内，我的目光所及，只见林彪正安闲地坐在一张以白色帆布为垫的躺椅之上，一旁站立着一位女性，她便是叶群。

那是我与林彪的首次相遇。初见之下，他那温润儒雅的气质，竟使我难以将他与平型关战役中那位杰出指挥官的形象相融合。唯有他那身笔直挺立的黄呢子军装，方能让人直观地体会到他是一位统帅千军的将领。而这，也是我首次见到叶群。林彪见到她到来，语气和煦地招呼道：“来了，请坐。”

我将张闻天所撰写的介绍信交到他手中。林彪仅略一瞥，便示意我坐下。显然，张闻天早已与他电话沟通，预知我会在今日上午登门拜访。林彪紧接着便开始询问我的籍贯、家庭情况、教育经历、入党时间、工作经历、兴趣爱好，以及是否有伴侣。当我提及：“祖父曾言，追溯至四代之前，我家祖籍位于湖北麻城孝感县的洗脚河，后来迁居至四川”时，林彪不由得露出笑容，说道：“原来我们还真是有共同的乡愁呢！”

我郑重地说：“请务必记住。”言罢，我即刻心有所悟，料想林彪此举无非是想对我的笔记速度和字迹整洁度进行一番考验。于是，我在那张配备三个抽屉的桌旁坐下，紧握钢笔，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林彪的下达指令。

心头涌动着迷茫，我注意到林彪身旁并无书籍、报纸或杂志的踪迹，不禁心生好奇，不知他究竟在谈论何种深奥话题。片刻的沉默后，林彪缓缓阖上双目，斜靠在躺椅上，语调平缓地开口：“国际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固有属性……”他的话语节奏不急不缓。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对我的考验，起初我感到些许紧张，既要迅速记录，又怕遗漏任何细节，同时还要保证笔迹的工整。记录了近千字后，林彪结束了讲述，示意我展示我的笔记。他大致翻阅了一番，点头赞许道：“记录得很好，明天再来。”我回答无法按时到达，便询问了原因。我解释说工作尚未安排妥当，询问是否可以推迟至四五天之后。林彪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段时间他的事务并不繁忙。然而，他又补充说，若我在四五天后前来，无需前往太阳岛，因为那时他即将渡江继续工作，无需休息。他指示我直接前往辽阳街一号他的住所。

到任第一天

五日之后，我踏上了一段前往辽阳街一号的旅程，那里是林彪的住所，我将在那里办理报到手续。与我同行的是我的贴身警卫员郭珍。

辽阳街一号同样是一座平房建筑，其基座下方隐藏着一座向外伸展的地下室。地面之上，分布着七八间住房。后院亦排列着几座相似的平房，共计约五至六间。踏入屋内，须先踏过五六级由水泥铺就的台阶。尽管如此，整个院落却显得宽敞，里面种植着大约一二十株树木，并点缀着几处花卉。院中，一个池塘格外引人注目，四周散布着假山石，增添了环境的雅致。院墙由木板构建，墙体高耸，约有两米之高，表面涂有深绿色的油漆，从外面望去，院内景象显得朦胧不清。尽管设有大门，却常年紧闭，宛如专为车辆通行而设。在大门一侧，还特别设置了一道小门，专为行人通行之用。

我家住所邻近辽阳街一号院，步行仅需数步，大约一里路，穿过三个街口即可抵达。轻敲院门，警卫便迅速开门询问：“您要找哪位？”我告知：“我是谭云鹤，来此担任首长秘书。”他未进行通报，便直接引我进入院内。

“我来带你见首长。”

林彪的接待室虽不甚宽阔，面积大致在三十平方米左右，室内仅陈设了几张沙发与几只茶几，其装饰风格颇为朴素。

踏入客厅，叶群立刻高声喊道：“谭云鹤同志到访了，谭云鹤同志已经抵达了。”

不久，林彪走出卧室，目光迅速扫过，便捕捉到了我，随即示意我坐下。这次重逢，林彪并未多做客套，而是直接向我说明了我的具体工作任务。他明确指出，我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各类文件和电报。对于特急且至关重要的电文，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央军委的，一经接收，便需立刻转呈给我。至于一般电报，则可以在早餐后、午休后，以及睡前依次递送。至于我向下属部队或军委、主席发出的电报，我将亲自口述给你，或者在你办公室进行，你需要负责记录和整理。待我确认无误后，再派人转交给罗荣桓、刘亚楼，其中部分还需谭政审阅。若电报需要修改或补充，请先交给我审阅。若无修改，则可直接派遣人员送往机要处处理。

林彪指示结束后，察觉我已深刻理解了他的旨意，遂立刻指派叶群同行，为我细致安排了居住的宿舍以及办公区域。

彼时，我的行囊极其简朴，仅是一床被褥，以及几件必备的换洗衣物。这些衣物被悉心收纳入布袋之中，到了夜晚，便成了我安眠的枕头。此外，我还携带了一个装满书籍和日常用品的小巧木箱，以及一把始终与我相伴的小提琴。

“不妨让他返回原处，无论有何等事务需由警卫处理，自有一支专业的警卫班组全权负责。”

在无奈之下，我向江北局的行政处长申力生递交了一张纸条，恳切地请求他协助郭珍重新安排工作。郭珍身负行囊，手握我为他准备的致东北局行政处的信件，踏上了新的旅程。自那时起，郭珍便与我一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郭珍离别的时刻，泪水横流，他低头不语。我只能轻声安慰，告诉他无论在工作中遇到何种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我寻求帮助。然而，自此以后，他音讯全无。直到1953年，我前往松花江省委担任秘书长，才得知他因仅受过两年小学教育，文化水平有限，只能在省工业厅担任收发员。当我前去探望他时，他告诉我已经成家立业，并有了自己的儿子。遗憾的是，仅仅三年后，他就因癌症离世。

曾是县委书记，军中则位居正团级的高级职位，而王本则只是副营级。起初，我误以为我们的官职相仿，秘书之职理应使我们的饮食待遇相差无几。然而，当我目睹警卫员送来的餐点，不禁惊讶地发现王本的饮食与我截然不同。于是，我萌生了将两人的餐点并排放置，共同进餐的念头。但王本却坚决拒绝，尽管我屡次尝试说服，他最终甚至要求警卫员将他的餐点送至另一房间，独自享用。面对这番情景，我唯有无奈地尊重他的选择。

我和王本均未婚，因此，我们两位单身汉便在同一屋檐下共筑家园。外屋，是我们的办公场所。然而，王本主要负责处理日常生活和安保事务，他常常忙碌于奔波之中，难得能坐在我办公桌旁稍作休息。他总是来去匆匆，穿梭于办公室之间，因此那间办公室实际上主要是由我独自享用。初来乍到时，我注意到办公室的墙上，除了门窗，还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军用地图。地图上，用红蓝两色标记的敌方与我方阵地的长方形、三角形小旗，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既新奇又兴奋。

王本曾长期在林彪将军麾下履职，自政务秘书季中权离任后，近两个月间，他独自肩负起整理与处理文电的重任。尽管部队当时正处于休整期，并未参与任何大规模的战役，缺乏战地秘书的实际经验，但他对秘书工作流程的掌握却游刃有余。因此，我向他请教了处理文电时需遵循的细致步骤，以及诸多需要注意的细节，包括如何辨别平电、急电、加急电、特急电报和绝密电报，签发电报的具体程序，以及在军用地图上如何正确使用红蓝标签等。不久之后，我便掌握了这些技能。

初任秘书，不熟练。

初至林彪麾下，我竟意外地感受到了一种难得的闲暇。日常的职责除了处理文书与电报，便是深入研究地图。这包括根据各方传来的情报，实时在军用地图上描绘出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

我部门搜集敌情信息主要依赖三大渠道：首先是依靠所属部队的实时汇报，其次是依据中央军委发布的正式通报，最后是通过空中侦听设备截获国民党“东北剿总”向其下属部队发布的指令。在当时的操作中，我们习惯使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纸张来区分敌我双方。我军使用红色纸张进行标记，而敌方则采用蓝色。在军级（纵队）的标识上，我们选用略大的长方形尺寸；至于师级单位，则采用稍小的三角形。我们使用毛笔在标识上书写相应的军、师名称（如XXA代表XX军，XXB代表XX师），并将其固定在大头针的尖端。这一方法既简便又高效，只需将针插入地图，便能迅速掌握敌我态势，极大地便利了指挥与作战行动。

在现时的电影制作中，我们频繁看到的景象是，地图上以醒目的红蓝粗线来划清敌我阵地的界限，而红蓝箭头则生动展现了双方攻防的实时动态。然而，若我们回顾林彪将军非凡的指挥艺术，便会发现，尽管在攻打锦州与天津的战役中，司令部会事先绘制此类地图，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战局瞬息万变，特别是在执行诸如歼灭廖耀湘兵团等机动作战任务时，往往难以迅速完成这样详尽的地图绘制工作。

在银屏之上，林彪发电报的画面看似随性，给人留下草率成章的错觉。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在收发电报的过程中，林彪使用两个特制的牛皮电文包，其中一只专为存放他亲自口述的电文而设。每当口述完毕，并经过我的准确记录，在正式发送电报之前，林彪会邀请罗荣桓、刘亚楼以及谭政等高级将领进行严格的审核。这时，我会小心翼翼地将电稿放入电文包中，并严密封存，然后指派警卫员将其安全送达。他们的秘书各有一把开启此锁的钥匙。当电文稿退回时，必须再次上锁。我接回电文稿后，会细致检查是否有任何需要修正的不同意见。如有，我将提交给林彪审阅，待其确认并定稿后，再将电文稿放入另一只专为机要处准备的电文包，重新锁好，并派遣警卫员送往机要处进行拍发。机要处同样掌握着开启该锁的钥匙。所有非林彪个人名义发出的电报，都必须遵循这一严格的程序。

初踏足林彪将军的麾下，我的内心尚能维持一份平静。面对堆积如山的文献资料，我深知时间紧迫，内心始终笼罩着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事的忧虑。一旦战火蔓延，便难以细细研读过往的记录，因此，我始终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然而，随着手中陈旧的资料一页页被翻阅完毕，那场世人熟知的秋季攻势——辽沈战役——却迟迟未见启动，这让我不禁感受到了一种难得的闲散与无聊。

一日，林彪造访我的办公室，于是我们便闲聊起来。他关切地询问我近期是否有所困扰。我答道，目前工作不算繁重，但我的天性是闲不下来的，渴望能够承担更多职责。林彪沉思片刻，便吩咐道：“那么，你先帮我处理两件事。第一，今后军委和主席所需的军情简报，就由你负责撰写，不必我再亲自口述；第二，最近有几位朋友多次请求我为某些物品题字，你可以为我提供几种题字的建议，供我挑选。今后，你就按照这种方式行事。”

“便决定这幅作品吧。”我随即拨通了电话，请求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将其取走。还有一次，是为哈尔滨市第八区的烈士纪念碑题写碑文，我精心准备了四五条不同的文案供其挑选，最终他选择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永垂不朽”这一句。他同样创作了四五幅作品，我再次为他挑选了一幅，并将其送达指定地点。

鉴于我在军事领域缺乏实战历练，同时亦未曾担任过秘书职务，我尚未能够准确评估电报的紧急程度。刚刚加入林彪将军的麾下不到二十日，便因经验匮乏，引发了一起让我深感尴尬的误会。

正午时分，一封紧急电报从前线传至，揭示了敌军最新的行动轨迹。林彪此时正处在休息状态，我内心犹豫不决：是立刻将电报呈上，还是等他休息片刻后再告知？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迅速将电报递交给他。

我轻手轻脚地推开林彪卧室的房门，室内一片昏暗，窗帘紧闭。低声呢喃着“带来了一封特急电报”，我缓缓地打开了室内的灯。突如其来的光明让我一时愣住，这才注意到林彪和叶群正紧紧相拥，沉睡得香甜。这一幕让我感到颇为尴尬，原以为午休时他们会各自休息，却未曾想竟会如此。

“这又何足挂齿，实在是让人心烦！”然而，林彪对此选择了沉默，并未有任何回应。

自那之后，我行事愈发审慎小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学会了辨识事务的轻重缓急。在接听电话时，他们往往将其视为迫在眉睫的大事，其紧迫性不容忽视，几乎与紧急特电无异。然而，在林彪看来，这些事务往往可以稍作推迟处理。我逐渐领悟到，一旦上级发出特急电报，我便需立即将其呈递给林彪，以确保他无需中断休息。

第二号、三号人物

辽阳街一号虽访客寥寥，却有幸迎来两位声名显赫的将领。除高岗之外，更有东北野战军赫赫有名的第二号人物罗荣桓将军，以及位居第三的刘亚楼将军。

在我观察之下，林彪与罗荣桓的合作堪称融洽无间。林彪鲜少主动登门拜访罗荣桓，而罗荣桓则经常亲自前往林彪处。每当面临疑问，两人一经深入探讨，便能迅速达成共识。同时，他们各自承担着明确的职责，分工明确，彼此间从未越界进行干预。

自1947年5月起，林彪与罗荣桓在东北地区的合作正式拉开了序幕。罗荣桓从苏联疗养归国后，特意前往双城，拜访了林彪。两人畅谈甚欢，气氛和谐。林彪随即邀请罗荣桓留在双城，罗荣桓亦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随后，林彪立即向毛主席发送了电报，详尽地汇报了与罗荣桓的会面情况，并表达了自己希望罗荣桓能够与他并肩作战于前线的强烈愿望。罗荣桓对此也表示了积极的响应。同时，林彪还提到，后方的工作将继续由高岗负责。

罗荣桓履新后，迅疾全面接管了政治思想工作、后勤保障以及干部调配等多项重要事务。这使得林彪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以往，林彪既要亲自调度战场，又要兼顾政治工作，日理万机，身心俱疲。如今，罗荣桓的加入大幅缓解了林彪的负担，使他得以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战场指挥。

刘亚楼与林彪之间，流淌着一份深厚的情谊，他们堪称风雨同舟的老上下级。自刘亚楼投身军旅，便在林彪的领导下效力于红一军团，年仅十六岁便崭露头角，荣升为营长。1937年，刘亚楼远赴苏联深造。次年，林彪因伤亦踏上苏联土地，两人在莫斯科意外重逢。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刘亚楼被调至苏联远东司令部，担任少校参谋。随后，刘亚楼随苏联红军抵达大连。在那里，罗荣桓与他相见，鉴于他在苏军担任参谋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他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杰出毕业生，便将他推荐给林彪，让他担任了自己的参谋长。

罗荣桓力主刘亚楼接任参谋长一职，此举无疑是英明之举。刘亚楼履新之后，司令部的建设与参谋工作立刻焕发出勃勃生机，面貌焕然一新。

原来如此

第三日，林彪对我进行了考察。然而，由于移交工作尚未彻底完成，我尚未能完成所有手续。恰逢此时，东北局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县团级以上干部报告会。起初，我只听说将有机会聆听林彪的报告，却对报告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出于好奇，我也加入了这次会议。这便是我首次在公众场合与林彪面对面。

会议一经启动，林彪便宣布，今天我们将围绕一个与国际主义紧密相关的话题展开讨论。紧接着，他深入阐述道：“国际主义，正是无产阶级本质的体现……”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方明白前两天林彪叮嘱我记录的内容，正是今天他要汇报的底稿。我发现他手中仅攥着几页纸，不过是简略的提纲，在演讲过程中，他偶尔会瞥上几眼。

林彪之所以呈现这份报告，实则深受当时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

彼时，无论是民众还是干部，甚至是一些肩负重任的同志，都对苏联出兵东北后的举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拆除了鞍钢和沈阳部分设施，并将其运往苏联；更有过之，他们将北安至黑河的铁路线拆毁，一并搬运。此外，一些苏联红军士兵纪律涣散，肆无忌惮地掠夺财物，甚至发生了强奸妇女的恶劣事件。公众普遍认为，这些行径与一个伟大、全球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应有的风范相去甚远。于是，情绪激昂，议论纷纷。为此，东北局特地邀请了第一书记、东北军区首脑林彪，向他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在我担任林彪同志秘书的岁月里，我的主要职责是草拟从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到兵团、纵队，乃至各师级的电报——有时，林彪同志甚至越级下达至师级指令。在撰写这些电报之前，他总是深思熟虑，字斟句酌，其言辞出口，往往一气呵成，这已成为他工作作风中显著的特征。在战事紧张之际，他常会坐在布满地图的房间内，一坐便是数小时，直至他认为深思熟虑之后，才会让我着手起草电文。对于内容简单的电报，我会立即复述一遍；而对于内容重要或篇幅较长的电报，我会先整理妥当，再呈交他审阅并定稿。因此，我的秘书工作相对轻松。

林彪的生活

林彪的个人生活与安全事务并非我职责所涉，这部分工作由王本负责。尽管如此，我对相关情况也有所耳闻。凭借日常的观察与王本不时的分享，我了解到彼时的林彪生活极为简朴，从未听说他对居住环境、着装或饮食等方面有过任何特殊的要求。

在那个年代，林彪的专属厨师来自冀东，政治信仰坚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烹饪技艺却显得有些生疏。然而，林彪对此从未多加提及。他特别青睐的是腊肉，这或许是因为他睡眠质量不佳，或许是因为他从某本书籍中了解到，腊肉有助于提升睡眠质量。但在平津战役的紧张时期，他对腊肉的需求也显著降低。

今后若林彪有抓药之需，必须先由王本同意，并由负责保健的大夫审阅并批准后方可执行。

负责林彪保健工作的医生名为戴济民，此君身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的副部长，拥有丰富的经验，年岁已过四十。他蓄有一抹浓密的小胡子，身形虽略显清瘦，却保持着良好的体魄。在辽沈、平津战役的关键节点，他始终伴随在林彪左右。

深秋的辽沈战役期间，气温骤降，寒意逼人。他幽默地对我说，尽管我年事已高，体态略显单薄，但健康状况极佳。他坚持每天清晨用一桶凉水从头至脚浇淋。我好奇地询问，这样难道不觉得冷吗？他轻松地回答，习惯了，自然也就不觉得冷了。沈阳解放后，听说他经人介绍，与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女大学生喜结良缘。我曾见过这位夫人，她身材匀称，戴着一副眼镜，神采飞扬。1977年，我调回卫生部任职，在处理“四人帮”事件时，有人提到了戴济民的名字。经过打听，方知此人就是他。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已经退休在家。我找到了他的住址，并特地拜访了他一次。三十年后重逢，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不久便离开了我们。

林彪生活中显露出的一个鲜明特质，便是即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条件允许，他亦会拉开窗帘，点亮电灯。在他看来，这样的布置能营造出一种宁静的氛围，有助于他集中思绪进行深思。然而，在我担任他秘书的岁月里，尽管我们在哈尔滨、沈阳、北平等地居住时，确实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但在参与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的关键时刻，我们却都是在农村驻扎。那时，我们既没有窗帘的遮挡，夜间也是灯火稀疏，但即便如此，他依旧卓越地指挥了这两场至关重要的战役。

林彪平日里便习于静默，即便是外出漫步，亦属难得一见。他更倾向于在室内漫步，或沉浸在沉思之中，或悠然地安坐于椅上，亦或是在躺椅上悠然躺卧。

那时的林彪，性格平和、内敛，颇具耐心，与我对武将的传统认知大相径庭。

近期，我有幸加入林彪的指挥体系，却不幸遭遇了一次失误。那是在1948年的炎炎夏日，林彪筹划前往哈尔滨吉林街的东北局小俱乐部，届时他将亲自接见一群由我党精心选派、正途经哈尔滨前往苏联深造的学生。这群学生，无一不是中央领导的后代或是革命烈士的遗孤。

这家俱乐部坐落于东北，其建筑初期乃由多国驻哈尔滨领事馆携手出资，打造成了一处集休闲与娱乐于一体的理想场所。内部设施一应俱全，设有舞池、钢琴演奏区、台球室、网球场、篮球场和地滚球场等多种娱乐设施。在我任职于东北局的那段时光里，它便成为了我常光顾的休闲圣地。在那里，我有幸多次与陈云、李富春、高岗等知名人士相遇，甚至曾与他们一较高下，切磋台球技艺。起初，每当他们莅临，我们便会即刻退避三舍，为他们的到来腾出空间。然而，他们常常独自前来，并不愿让我们离开，反而热切希望我们能加入他们的欢乐游戏。

林彪行将赴某地接待留学生，这项任务由王本负责，自然也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虽说我对此事有所风闻，却与我无关，因此并未给予过多关注。然而，当林彪提及即将启程，我正外出招呼车辆，这才恍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车辆不知所踪，司机亦消失无踪，而王本亦下落不明，只留下我孤身一人。目睹这一幕，我不禁汗流浃背，急忙拨打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的电话，恳请他务必迅速调度一辆车辆，并转告林彪，请他耐心稍作等候。

林彪扫了一眼手表，距约定时间仅剩十余分钟。若是他迟到，恐怕便会失约，他不愿让小朋友们多等，于是果断决定步行前往。从辽阳街一号到东北局俱乐部，需途经铁岭、鞍山、龙江三个街口，大约一里地的距离。尽管路程不算太远，但我考虑到途中的安全风险，便劝他稍作等候，告诉他东北局行政处很快就会派车来接，不会耽误太多时间。然而，林彪坚持要立即出发，话音刚落便带着两名警卫员匆匆离去。我本以为这次我们，尤其是王本，难免会受到责难。没想到，林彪回来后，并未流露出任何责备的情绪。

在我效力于林彪将军麾下之时，我未曾遭遇过他的任何指责，亦未曾听闻他言辞激烈。他身上并无武将特有的强烈气息。因此，我先前对于军队首长可能性情急躁、有时言语粗俗的顾虑，逐渐消散。在这段工作经历中，我的心情始终保持着愉悦。

在向中央军委、主席或所属部队发送电报的过程中，他时常会亲自召见我，以口头形式下达指示。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他直接步入我的办公室，与我面对面商讨。指示口述完毕，我将整理成文，而后他会重新审阅。若有需要修改之处，他便会亲自提笔进行修订。由于他通常随身不带笔，因此常会借用我的笔尖来记录他的睿智之语。

军人需好枪，秘书岂能无好笔？

这一局面确实让我感到颇为棘手。一方面，我目前的经济状况颇为紧张，难以负担一支品质上乘的笔；另一方面，若我不得不四处奔波（尤其是前往直属的后勤处），我又担心会被误解，似乎是在利用首长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我实在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只能暂时将此事搁置一旁。

“请转告众人，让他们帮我们购置两支优质的笔。军旅生涯中，岂能缺少一把称手的武器！如今，这可算是解了我心头的一桩大忧。”王本将这番话传达给四处之后，不久我们便陆续收到了各自崭新的派克钢笔。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能觅得两支全新的派克笔，实属难得。至于四处究竟从何方筹集到这些笔，我们不得而知。

林彪的手提箱

林彪向来对运动并无兴趣，无论是舞蹈还是嬉戏，他都鲜少涉猎。他的休闲时光，仅限于偶尔的户外散步。记得有一次，他提出想要找一处宁静之所散步，于是我们为他找到了一座私人的王家花园，在那里他漫步了大约两小时。那次，我们偶然遇见了东北局宣传部部长，亦即延安整风时期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凯丰。

“只需高岗同志一锤定音。”记得有一次，高岗来电，提及周六夜晚计划欣赏京剧，他有意挑选《游龙戏凤》和《花田错》，并询及林彪是否对其他剧目有所偏爱。当我征询林彪的意见时，他依旧坚持：“请高岗同志作主。”然而，当晚林彪并未露面，他让我们转告高岗，因有要事缠身，无法如期等候。事后，我把这事儿告诉了王本，王本便戏谑地说，高岗独钟这类所谓的“小玩意儿”。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我总是随身携带着林彪个人专用的一只精致公文箱。鉴于这一任务由我负责，且箱内并无上锁，我有幸得以一窥箱中奥秘。轻轻掀开箱盖，映入眼帘的，是几本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包括《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争与战略问题》等。箱中还有几支经过精心削制的红蓝铅笔。那时的书籍都是竖排版，林彪在阅读过程中，对书中关键之处，均用红蓝铅笔划下了密集的横线、圆圈，有些地方甚至划了两道、三道，不少段落旁还附有详尽的旁注和眉批，记录了他的心得与感悟，密密麻麻。显而易见，这些标记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多次阅读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叶群言：秘书易娶。

坐落在辽阳街一号的居所，叶群显得格外清闲，平日里过着优裕的生活。或许是出于无所事事的悠闲，亦或是期待与我这位新任秘书深化彼此的了解，自我加入林彪的身边后不久，叶群便屡次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闲谈。

在轻松的闲谈中，她提及曾在《东北日报》上拜读过我的文字。她也提到了你发表在那里的文章，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文笔颇具风采。面对她的赞誉，我谦虚地表示，那篇文章实在不敢当是佳作！那只是因为洛甫（张闻天）同志派遣我下乡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实地考察，并在口头汇报的基础上，我将其整理成文。至于这篇文章被投稿至《东北日报》的事情，我竟然是在文章发表之后才得知的。

叶群再次踏入我的办公室，与我闲聊。不久，她带着一丝好奇问起，听说你被分配了秘书的工作，怎么看起来并不太愿意接受呢？

我听到这番话后，便详细说明了两次和张闻天交流时拒绝出席的原因，并重申这些原因仅与此相关，别无他意。接着，叶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叹了口气说：“唉，你啊！你还没有成家，为何不先担任林彪同志的秘书一段时间，或许这样能帮助你找到合适的伴侣。”

听闻这番言语，心中不由涌起阵阵反感。似乎若非昔日在林彪麾下担任秘书，借其名头获得虚名，我这辈子恐怕难以找到真正的归宿。叶群话音刚落，我便露出不悦之色，虽竭力抑制怒火，终究未曾与她正面交锋。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叶群似也意识到言辞的不妥，便适时转移话题，起身离席。自那之后，我对叶群的看法便有了很大改变。

彼时的叶群尚未担任任何官方职务。豆豆与老虎尚且年幼，豆豆不过四五岁，老虎也仅两岁有余。家中雇佣了一位小保姆，叶群便主要承担起照料林彪日常起居和教养两个孩子的重任。这一幕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太愉快的印象。当时东北局势紧张，众人都忙碌于紧张的工作之中，两个孩子有保姆照料，林彪的生活又有秘书打理，而叶群似乎显得无所事事，我总觉得这种情形不太妥帖。即便在某个机关挂名，也不必每日勤勉办公，但她也不应仅以官太太的身份闲居家中。

当时，叶群聘请了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白俄教师，这位教师每周上门授课两至三次，专门辅导她学习俄语。在老师的帮助下，叶群每隔一个月或两个月便会翻译或摘译苏联《真理报》的社论或重要文章。我曾有幸在《东北日报》上阅读过她所发表的译文。

往昔，叶群便养成了爱干涉的习惯，我和王本对此都感到颇为困扰。相较之下，我较为从容，因负责政务，叶群难以插手。而王本则负责日常生活事务，众多事宜均需叶群参与，他时常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在我担任林彪秘书之前，季中权曾担任林彪的政务秘书。我们此前并无交集。初到林彪身边，我偶尔从王本那里得知了他的名字。1977年，我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次年夏日，季中权也调入卫生部，起初担任党组成员，至1979年，他更是晋升为卫生部副部长。谈及当年为林彪服务的往事，以及对他及其夫人叶群的印象，我们两人的看法竟出奇地相似。